摑gued2你ngi55:(1)大人懲罰壞小孩的方式;(2)『國語』的客家海陸腔音譯。
父親年幼時就讀寶山國小,入學當年稱為寶山公學校。四月一日開學,國語從『ひとつ、ふたつ⋯⋯』以及『お父さん、お母さん⋯⋯』開始教起。然而聯軍三天兩頭轟炸新竹州,市區的高校女學生全都疏散到鄉間。當地的公學校挪出場地收留避難的學生,開學後沒幾天,學校就停課了。於是孩子們在四處的山頭上玩耍,遠觀新竹州上空的激烈空戰,楞楞地望著冒煙的市區。當時年輕的祖母為了養活一大群的孩子,每次一聽到警報聲,不是找地方躲避,而是先趕到菜園收割蔬菜,以便稍後販賣給那些來自城市的疏散者。
終於,戰事在盛夏的蟬鳴聲中結束。小學在入冬之際重新開張。然而當時的教師只會講日本話和客家話,要怎麼教『國語』呢?他們只好趁著週末到台北接受講習,惡補一番,接下來的一週,就得全靠這些臨時抱佛腳而得的內容了。
小學重新開張後,第一週教的是『一二三四⋯⋯』以及『國語、算術』等日常用語。然而客語和日語都沒有捲舌音,從台北惡補回來的老師,口中說出的『二』,發音卻變成了『アル』(啊魯)。『國語』一詞則成了客語海陸腔的『摑你』,也就是大人一面用彎曲的食指或中指指節用力攻擊不乖小孩的頭部,一面用嘴巴訓斥小孩時,使用的威嚇用語。這些詞彙教了整整一個禮拜。到了第二週,現買現賣的詞彙是『三民主義』。不會用北京話叫爹娘的囝仔,倒是要先學會政治語言。不幸的是,在台北的講習班,負責教國語的老師來自中國各省,發音南腔北調,再經本地教師轉手,回到鄉下的課堂上,『三民主義』變成了客語海陸腔的民生用語『三斤豬肉』。
這些真實事件如今聽來頗為搞笑,以至於父親在初中入學考試時,根本聽不懂新竹中學的外省籍老師的國語(當年的入學考試除了筆試還有口試),需要客家籍老師的適時『翻譯』。為了避免重演這種災難式的情節,又或者希望我們這一輩『贏在起跑點』,父母在家中對我們從小施行國語教育。於是,對我而言,平時在學校使用的叫做國語,過農曆年回老家向爺爺奶奶拜年時說的叫『客家話』,大年初二跟著媽媽向外公外婆領紅包時說的叫『閩南話』。媽媽的某些口語,包括平時我們吃的『食パン』、穿在身上的『難甯股』(ランニングシャツ)、臉上長的『ニキビ』、玩躲迷藏時喊的『来た』等等,全數被歸為閩南語。長大之後才驚覺那些口語竟然是日文。
日本敗戰之後多年,訪台的日本人,在台灣老一輩的日語使用者身上,以及原住民部落當中,看到殘留的日本語。訪客以各自的角度解讀所見所聞。解讀出來的,往往只是用來強化訪客自身立場,例如用來詮釋日本精神等等。訪客未曾以台灣當事人的立場,客觀地詮釋日語殘留的現象,固然不對,然而,何謂當事人立場?即使在台灣,彼此之間的立場或許都難以求得一致。同樣身在台灣島上的我,只想弄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把『食パン』、『難甯股』跟『死囝仔猴』歸為同一種方言?
於是,在閱讀安田敏朗教授的《「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かれらの日本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時,發覺先前那些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如果拿電影做比喻,根本就是個粗製濫造的續集,與首集劇情近乎雷同,只不過主角從日文換成了北京話。首集劇情當中,來自日本本土的老師,家鄉有的是九州有的是東北,說著不一樣的方言,故事到了續集變成了山東老師和湖南老師口音各異。日本老師要學生唸どろどろしたどろみちに而台灣學生唸成了ろろろろしたろろみちに,續集變成了客家小孩聽不懂外省老師的授課內容,以及老師為了糾正學生不標準的發音,要學生們唸『東市有四十四顆柿子西市有四十四隻獅子』以及『非揮發性化學花卉肥料』。課堂上,老師費盡苦心教大家分辨ㄢㄣㄤㄥ的區別,以及ㄓㄔㄕ與ㄗㄘㄙ之間的不同,成了我們這一代共有的回憶。我的小學老師當初介紹得更仔細。她說『悠油有右』以標準的北京腔要唸做YU YUˊ YOˇ YOˋ。『這個、那個』要唸做『ㄓㄟˋ個、ㄋㄟˋ個』,『七歲、八歲』得唸成『齊歲、拔歲』,還有兒化韻⋯⋯。政府更是使盡全力推行國語,除了創設『國語實小』和『國語日報』等各種組織,每年另舉行『國語文競賽』,要小朋友們在講台上字正腔圓地演說和朗讀。然而,即使這樣用心,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國語』終究和北京話有著不同的發音。
歷史,包括文化史在內,個人以為,是一種研究方式,藉由重新描述與組織『過去』,讓人們充分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解釋它們為何會這樣發生。人們因而得以從中習得教訓。某些曾經發生過的悲劇,或許得以不至重蹈覆轍。這個說法倘若正確,《他們的日本語》一書,不只試著演繹了曾經發生在台灣的事件、解釋它們為何會發生,其中部分內容,續集早已上演,可供讀者驗證。就看身為讀者的我們,能否理解一再重演的歷史想說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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