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流》

東山彰良的小說《流》。以70年代台灣為背景，向日本讀者講述國共對抗的大時代之下，外省移民的故事。榮獲日本大眾小說的最高榮譽直木獎。


小說本身自然是精采無比，否則不會得到直木獎評審全體無異議一致推薦。

小說本身讓我聯想到旅美華裔作家哈金的諸多作品。哈金在解放軍的從軍經歷，是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軍旅故事了。然而，哈金說故事時，剝離了中國的語言習慣、文化背景與政治八股。他換用另一種語文，對全新的外國聽眾，重新重頭敘述，在英美文學界造成了相當的衝擊。剝除了語言、文化和政治的包裝之後，故事變得直接而敏感。即使哈金的故事全數建立在虛構的人物與地點之上，中國當局仍將哈金的大部分著作列為禁書。類似的例子，還有村上春樹的處女作《聽風的歌》。小說的第一個版本，連村上春樹自己也不滿意，於是作家把它給扔了，把故事重新用英文寫了一遍，然後再將這個故事『翻譯』成日文。礙於語言的限制，用英文寫出來的故事，相對於日文，用詞更簡單，說故事的方式和語感也完全不同。

70年代的台灣，其中的人事時地物，是我自己也經歷過的。然而，作家設定的讀者大眾並沒有經歷過這些。因此他需要把故事重新講一遍，用一種我們本地人不太熟悉的方式。

比方說，無論對蔣經國的評價是褒是貶，我絕對不會想到，用『牧歌式的』一詞，來形容蔣經國。

比方說，小說當中需要交待陽廟和陰廟的差別，以及解釋碟仙要怎麼玩。需要仔細地描述中華商場。我不會想到這些，因為那並不是陌生的事物。然而，對日本讀者而言，就不是這樣。他們不曉得陽廟和陰廟，沒聽過碟仙，沒看過中華商場。

於是，當作家向日本讀者重新把故事說了一遍，而我跟著聽了他所講述的故事之後，再次回頭審視70年代，視角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的確是十分有趣的閱讀經驗。

如果還有什麼不同之處，大概是我所感受的和小說描寫的時代感，彼此稍稍不一致。小說當中的醫師向狐仙發誓，倘若找得到走失的愛犬，願以十萬元酬謝。又提到主角的父親身為高中老師，在1969至1970年時，月薪五千元，以及主角擔任聯考的槍手，收費十萬元。整體而言，故事當中的70年代，比較像我經歷的1980年前後。1965年的新手教師月薪880元。我出生的1970年，教師月薪不超過兩千元。我出生後，因為黃膽，在醫院待了幾天，所費不貲。在醫院裡頭，護士小姐一直相當細心地照顧著媽媽和我。於是，出院的那天，爸爸的手裡捏著200元的紅包，準備送給護士。然而，看著前來送別的護士，紅包卻一直出不了手。因為那是僅存的一點現金，送出去，接下來的日子就很難過了。當年的托嬰費用，每月收費300元（相較現在介於15,000至20,000之間，50倍以上的差距）。周遭沒有任何家庭安裝電話。因此作者的1970年代，對我而言，感覺起來，比較像是1980前後。

當然，這不會對閱讀的樂趣造成任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