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冤罪的一百種可能：我讀《冤罪論》

日本的刑事訴訟，在2009年起，正式實施了公民參與審判的裁判員制度。本書作者，針對可能參與審判、擔任裁判員的一般日本公民，寫了這本書，使用大量的冤罪案例，說明應如何避免冤判。



日本實施裁判員制度之後，重大犯罪的刑事審判，例如殺人、傷害致死等等，就必須有公民裁判員參與。然而就算此一制度早已上路，事實上，在各種問卷調查資料中顯示，仍有不少人並不想參與審判，原因從擔心自己無法做出公正的裁判，到怕麻煩或者覺得事不關己，各式各樣不一而足。

套用現正上映中的某一部日劇的廣告宣傳用語：在日本，刑事案件一旦進入訴訟階段，99.9%將由檢方獲勝。這彷彿是說，被告幾乎是罪證確鑿的罪犯，才會成為被告，進入刑事訴訟流程。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閱讀本書之前，雖然知道冤罪的存在，然而從未想像其數量之多，可以拿來整理、歸類、把各種冤罪類型化，寫成一本超過三百頁的專書。閱讀本書時，對於這麼多的冤罪，心裡不免略感驚訝。

作者寫這本書是為了降低冤罪風險，預設的讀者是可能成為刑事訴訟裁判員的一般公民大眾。做為裁判員，最重要的工作，是審視偵查機構針對某一刑案所重建的事發過程，也就是審視檢方如何推定『是誰、在什麼時候、在哪裡，對受害人用什麼方式做了什麼』，思考這樣的推定，是否仍存有『可合理懷疑』之處。除了極少數的刑事案件之外，一宗刑案通常不存在從頭到尾鉅細彌遺的監視錄影。前述『是誰、在什麼時候、在哪裡，對受害人用什麼方式做了什麼』等問題，只能用證詞和證物於事後推敲。然而一旦做了錯誤的推定，將無罪者判為有罪，受冤者很可能遭受諸如死刑的極端不公義，事後完全無法彌補。即使受冤的一方沒被判死（或者判死但尚未執行），在日本，冤罪要澄清，平均要花費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因此作者把歷年來的冤罪歸納成各種分類，讓讀者理解，在哪些情境之下，需要特別注意推論的可合理懷疑之處，以及被告遭受冤屈的可能性，期盼藉由公民裁判的『冤罪感』，降低冤罪風險。

作者在書中，將大量的案例，歸納成各種冤罪的類型。例如，現場的第一發現者，有可能反倒被誤判為加害者，而且一旦被錯認為加害者，在重建事發過程時，特別難以排除。車禍現場的發現者無端被捲入車禍事件當中，路人變被告，正是這種情境。類似這樣狀況的冤罪情境，還有被害者的家屬被認定為內部犯罪者。引用作者的說法，『當偵查機關以懷疑的眼光審視家屬、訊問家屬、使家屬自白、再把家屬當成犯人提起公訴時，法院不見得可以確實地發覺被害遺屬是無辜的。』此外，只要嫌犯供述了『我和〇〇〇一同犯案』，那麼，嫌犯的所有犯罪供述，一瞬間全部成為證人的現場目擊證詞。因此嫌犯認識的人容易被牽連為共犯，而且特別不容易澄清冤屈。

這樣看來，只要略為倒楣，每個人都有可能捲入刑事事件。

使用證物或證詞推敲事發經過，對於『是誰、在什麼時候、在哪裡，對受害人用什麼方式做了什麼』等問題，即使是最有力的證據，往往只能說明其中的某一項、或者至多某幾項，無法回答上述所有問題。至於較為薄弱的情況證據，甚至連任何一個問題都無法直接回答。相形之下，如果取得了罪犯的自白，就可以一口氣直接重建案件的整個事發經過。辦案者當然為此全力以赴，自白因此成為冤罪的一大來源。這樣的事不僅在日本發生，在台灣同樣不勝枚舉，從王迎先到江國慶，還有其他仍在訴訟中的諸多案件皆是如此。作者指出這不單只是偵查機關的素質問題，而是審判當中，證據法則結構本身的問題。引用作者的說法：『我們時常聽到「絕大多數的偵查人員是秉持良心且不眠不休地致力於消滅犯罪」，但是即便如此，這與不會強迫取供是兩回事。有時候說不定正是因為「秉持良心且不眠不休致力於消滅犯罪」，所以才強迫被告自白。』

最終能夠降低冤罪風險的，不在偵察而在審判。在某些國家的司法系統當中，公民參與是一種義務。這些國家的研究數據顯示，即使多數的刑事案件當中，職業法官和公民對於刑事案件有罪與否看法一致，但是在那些意見不一致的少數案件當中，法官意見為有罪但公民判定無罪的數量，相較另一種情況高出甚多。這可以解釋為，相較於職業法官，公民抱持著較為嚴格的標準，對於罪行的推定，做出較多的合理懷疑。或者說，相較於公民大眾，職業法官對於無合理懷疑的尺度，有可能受到司法組織的系統影響而造成偏差。

這是好一陣子之前讀的書。最近因為鄭性澤案而拿出來重新閱讀。稍後會再看一遍經典名作《12 Angry Men》。